当前位置:四肖八码全年资料 > 区域聚类 >

2017年中国经济学研究热点分析

  本文借助文献计量软件CiteSpace,运用共词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通过构建余弦指数、关注度等指标,从CSSCI来源期刊和高影响力期刊的经济学文献数据中提炼出2017年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现状、热点和新趋势,并可视化解读了关注度前十的热点领域的重要研究进展。结果发现,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运行特征的转变,2017年我国经济学研究呈现出诸多新趋势和新特点:“一带一路”建设超过经济增长成为关注度最高的热点研究领域;精准扶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发展跃升为关注度前十的研究热点;供给侧改革、农村土地流转与三农领域的发文量显著提高。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城镇化、创新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国际贸易与投资等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此外,新常态、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是诸多研究热点的高频关键词,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紧密围绕着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展开。

  本文利用共词分析法构建了2017年我国CSSCI来源期刊的经济学文献共词网络,并用余弦指数测算共词网络节点间的共现强度。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Callon et al(1991)的聚类方法进行聚类分析,通过测算聚类的关注度,量化评价出2017年我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最后,本文通过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对关注度前十的热点聚类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究并解读热点的形成原因、具体研究方向和重要研究进展。

  首先,根据2010年第五版《中国图书分类法》查找经济学的分类代码,本文构建出文献检索式,涵盖《中国图书分类法》F(经济)大类中除管理类学科的所有经济学研究领域。然后,依据以上检索式,本文在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中文期刊全文数据库(以下简称CNKI)的经济与管理科学和CSSCI来源期刊范围内检索文献,时间范围设置为2017-2017年,略去会议通知、会议综述、刊首语、新书评介、人物专访、期刊目录等非学术论文类文章,检索到该时期经济学论文文献共计24779条,更新时间为2018年2月4日。此外,为分析高影响因子期刊的研究热点,根据《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年报(人文社会科学)》(2017)发布的期刊影响力指数CI值,并参考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年版)、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报告》(2014年)、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和收录集刊(2017-2018)目录》,获得经济学各子学科及相关学科的15本高影响力期刊,在CNKI数据库的经济与管理科学范围内检索这些高影响力期刊2017年刊发的论文,获得1934条有效数据。

  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关键词共现分析获得2017年我国经济学研究的关键词矩阵和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矩阵中共有435个高频次关键词,出现频次最高的前20个关键词依次是:“一带一路”(798次)、经济增长(592次)、供给侧改革(406次)、精准扶贫(375次)、城镇化(287次)、技术创新(225次)、新型城镇化(220次)、对外直接投资(219次)、全要素生产率(217次)、货币政策(212次)、新常态(202次)、创新(187次)、产业结构(185次)、京津冀(183次)、制造业(176次)、产业升级(162次)、全球价值链(154次)、人力资本(151次)、创新绩效(146次)、长江经济带(137次)。与2015和2016年相比,“一带一路”的出现频次首次超过经济增长,跃升首位;精准扶贫的出现频次由2016年的125次增长为375次,跃升第三位;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区域经济研究领域的关键词频次增长显著;经济增长、供给侧改革、城镇化、技术创新、新型城镇化、对外直接投资、全要素生产率、新常态、产业结构等关键词保持了较高的出现频次。此外,本文利用CiteSpace的网络叠加方法(Overlay)把高影响力期刊数据的关键词共现结果叠加到整个网络上,弧线连接的是高影响力期刊的高频关键词,结果显示高影响力期刊与整体文献数据的关键词共现网络高度吻合,说明二者研究热点基本一致。

  由于高频关键词个体无法识别具体研究领域和内容,因此本文进一步利用关键词共现矩阵进行了聚类分析(具体技术路线个聚类。其中有些聚类只有两个聚类成员,这类聚类不能准确反映其所代表的研究内容,因此这些聚类不作为分析对象,将其删除,最后形成59个有效聚类。根据每个聚类所包含的关键词,可以概括出聚类名称。进而,通过测算聚类的关注度,本文总结出关注度前20的聚类(见表1),即2017年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热点。与2015和2016年相比,2017年我国经济学研究呈现出诸多新趋势和新特点:“一带一路”建设超过经济增长成了关注度最高的热点研究领域;精准扶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发展跃升为关注度前十的研究热点;供给侧改革、农村土地流转与三农领域的发文量显著提高;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注度有所下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城镇化、创新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国际贸易与投资等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

  通过聚类分析和量化测算聚类的关注度,我们获得了2017年中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但由于每个关键词只能归入一个聚类,故它们并不能充分展示每个热点领域的具体研究方向,难以体现不同聚类之间的相互关系。所以,为了更细致地探究2017年我国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我们针对关注度前十的聚类,在CNKI数据库中分别检索以其聚类成员为关键词的CSSCI来源期刊文献,整理分析所获文献数据,利用CiteSpace软件展示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

  “一带一路”是我国国家级顶层战略和新时期全方位对外开放战略。2017年5月,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办,取得了5大类、76大项、270多项的合作成果,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取得巨大进展。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格局。十九大关于《中国章程(修正案)》的决议提出将“一带一路”建设写入党章,体现了我国坚定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决心和信心。2017年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增速高于全国外贸增速3.6个百分点,我国企业对沿线亿美元,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1443亿美元,增长14.5%。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稳步推进,相关领域的经济学研究文献显著增长,关注度从2016年的第九位跃升至首位。相关成果主要围绕“一带一路”的性质、价值与经济意义,“一带一路”为我国国际贸易与投资带来的机遇,“一带一路”对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格局的影响,“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创新等四方面展开。

  1.对“一带一路”的性质、价值与经济意义的阐释。“一带一路”是我国新时期平等、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开放发展倡议,但冷战思维和地缘竞争等因素使得西方舆论对此存在一些误解和质疑,因此亟须学术界深入研究和系统阐释“一带一路”的性质、价值和经济意义。相关文献重点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价值链理论等理论渊源,从历史和现实双重视角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历史定位、时代价值与经济意义进行了系统研究。关于“一带一路”的性质,王生升、李帮喜(2017)将马克思的社会总资本矛盾运动理论引入关于世界体系历史变迁的分析,并且指出,它是对资本主义体系积累周期的历史性超越,真正致力于实现平等、互利、共赢的包容性发展。关于“一带一路”的时代价值,辜胜阻等(2017)分析了其作为全球化升级的载体为新型全球化带来革新、联通、共赢、善治的战略意义,认为“一带一路”为新型全球化在打造国际合作新平台、构建互联互通网络、形成命运共同体、优化全球治理等方面提供了新机遇。关于“一带一路”的经济意义,张辉等(2017)研究表明,中国处于全球经济承上启下的位置,通过与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分工,带动了更大区域的资源优化配置,为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经济体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动力。

  2.“一带一路”为我国国际贸易与投资带来的机遇研究。“一带一路”为我国国际贸易与投资开创了新局面,如何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提升我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开创对外开放新格局,是学术界关注的重点。关于“一带一路”建设中我国的地缘经济定位,安虎森、栾秋琳(2017)认为,东亚雁行分工体系面临瓦解,“一带一路”构建了以中国为“雁首”、沿线国家为“雁身”的新型分工体系,以互联互通的方式引领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为东亚经济再起飞和世界经济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关于如何积极利用“一带一路”建设来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布局,张述存(2017)认为,应本着适度分散和差异化的原则,一方面继续加强对欧美地区的学习型、技术导向型投资,另一方面充分借势“一带一路”展开对沿线国家的战略型、资源合作型投资,通过对外直接投资空间流向的调整,实现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全球范围内的布局优化。关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现状与潜力,张会清(2017)研究表明,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的贸易效率波动较大,国际金融危机导致近年来的贸易效率趋于下降,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更加严重;中国与中亚及独联体地区的贸易效率相对较低,但贸易潜力相对较大。

  3.“一带一路”对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格局的影响研究。“一带一路”建设对化解产能过剩、提高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相关研究从国际产能合作、企业国际化等方面探讨了“一带一路”对我国国内经济发展与产业格局的影响。吴福象、段巍(2017)关注了“一带一路”在化解产能过剩和开展国际产能合作方面的价值,研究指出,需要国际产能合作和负面清单管理双管齐下,实现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与资本积累的增长效应在空间上的功能互补,通过再造以我为主的国际生产体系,强化中国在“一带一路”价值链中的龙头地位。关于“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参与行业和企业,胡鞍钢等(2017)研究发现,从对沿线国家的投资角度来看,中国对沿线国家的投资建设主要来自央企,集中在中国周边地区的交通和能源两大战略性行业。关于“一带一路”的参与方式,蒋冠宏(2017)研究指出,生产率较高、资本较密集和规模较大的企业选择合资或并购,出口多的企业倾向于绿地新建;中国企业倾向于以合资或并购形式进入技术和研发资源密集的沿线国家,以获取沿线国家的“可转移”资源,“不可转移优势”明显的企业通过合资或并购进入技术和研发资源密集的沿线.对“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初步探索和理论创新。“一带一路”研究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多个一级学科,就经济学而言,又需要政治经济学、世界经济、区域经济学、金融学、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的多学科基础理论,是典型的跨学科研究领域。现有“一带一路”研究多基于单一学科知识,在理论提升和学科交叉方面尚存提升空间。基于此,一些学者从“一带一路”的理论基础、理论创新与学科定位等方面尝试对“一带一路”经济学进行理论创新。白永秀、王泽润(2017)提出,“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一门新兴综合学科,是在推动新型全球化的背景下提出的,其以“一带一路”实践中沿线国家形成的新型国际分工合作关系为研究对象,以基于互联互通的“一带一路”协同发展为研究主线,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一带一路”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协同发展、“一带一路”与新型全球化等几个方面。陈伟光等(2017)认为,“一带一路”建设体现的地缘经济属性和经济合作行动,是创立“一带一路”经济学的基础和依据,综合运用经济学的原理和方法提炼的“一带一路”经济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201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达到827122亿元,增长6.9%,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9660元,我国步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的同时也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中间区域。十九大报告对我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作了新的界定,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角度,新的主要矛盾意味着我国既需要维持经济中高速增长又需要提高发展质量,提升经济总量的同时也亟须优化经济结构,以推动更为平衡和充分的发展。这决定了在过去和未来较长时期,经济增长和经济发展一直是我国经济学研究中最受关注的领域之一。新常态是我国当前经济运行的最重要特征,适应、把握、引领新常态不仅是我国经济工作的重心,也是我国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领域研究的主题。2017年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方面的文献深入探究了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特征与趋势、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及其化解方法、经济增长的结构优化、经济增长的目标与预期管理等问题。

  1.对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特征与趋势的分析与评估。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阶段,关于新常态条件下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特征和趋势,经济学界仍存分歧,因此这一问题是近些年经济增长领域关注的重点。王少平、杨洋(2017)根据长期趋势演变和GDP分布推断出经济新常态的数量特征,研究发现,我国GDP增速服从截尾正态分布,由此计算GDP的长期趋势分布于5.5%~7.5%之间,GDP增速具有较大概率稳定在6%~7.5%的区间,意味着我国GDP增速的持续下滑将止于6%以上,这是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袁志刚(2017)基于供给与需求相统一的分析框架出发,讨论了决定经济长期增长和短期波动的基本力量,分析了潜在产出与实际产出在我国变化的特殊性,并指出2008年以来我国经济的供给和需求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动能虽然能够继续维持经济的增长,但结构性矛盾日益暴露、金融风险不断积聚。

  2.新常态下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及其化解研究。新常态条件下随着经济增速下降,不同于高速增长阶段的诸多新问题和新矛盾凸显,如金融发展脱离实体经济、地方政府债务高企、经济发展的交易费用有待降低等,从理论层面理清这些矛盾的根源是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的前提,因此新常态条件下经济运行的突出矛盾是我国经济学研究的热点。针对我国经济的“脱实向虚”特征,黄群慧(2017)提出了一个关于实体经济分类的分层框架,研究表明,我国实体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存在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表现为制造业结构性供需失衡、服务业和工业发展失衡、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的结构失衡。李扬(2017)主张要围绕金融的基本功能来审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命题,要降低流通成本、提高金融的中介效率和分配效率,进一步理顺利率、汇率和无风险收益率曲线等媒介资源配置的市场基准,建立稳定的筹集长期资金和权益类资本的机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建立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以及完善金融监管框架。针对新常态条件下经济增长的体制矛盾,周其仁(2017)认为,近些年税费和其他法定缴纳、寻租以及贪腐和奢靡开销过快提升,导致我国在应对全球竞争格局新变化时承受了新的压力,亟须通过结构性改革大幅度降低体制成本、实现持续增长。

  3.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结构优化研究。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要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发展动力要从主要依靠资源和低成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转向创新驱动。关于新常态条件下我国经济增长的结构优化,袁富华、张平(2017)认为,我国经济现阶段的发展特征意味着在向发达阶段收敛的过程中,面临着建构内生动力和摆脱国际分工中外围地位的艰巨任务,需要把已经偏离了线性雁阵模型的增长方式拉回到可持续的理想路径,在城市化接替工业化逐渐成为增长主导力量的过程中,重视服务业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创造功能。华民(2017)认为,我国最近十多年来按照再平衡、产业升级、全面赶超的结构理论,通过产业规划和产业政策扭曲了资源配置,导致现有的资源禀赋结构与经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造成经济增长下行、全要素生产率和全要素就业双下降,为了保证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必须进行“结构调整”,适度放弃现有的一些结构调整政策,让市场而不是政策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4.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目标与预期管理研究。新常态的首要含义是经济增长速度从高速转向中高速,意味着我国宏观经济管理需要适应新常态特征而调整经济增长目标,学术界针对我国经济增长目标管理特征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徐现祥、刘毓芸(2017)从理论和实证两个方面考察了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分析发现,在经济增长目标管理期间,增长目标变动一个百分点,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也将变动一个百分点,经济增长目标对资本积累有显著影响,对技术进步有微弱影响,对就业和人力资本影响不显著。余泳泽、杨晓章(2017)利用地市数据分析了我国官员任期、官员特征与经济增长目标的关系,研究发现,市委书记的年龄越大,其越倾向于制定较低的经济增长目标,中西部地区和三、四、五线城市市委书记任期的变动对经济目标的制定和完成情况的影响更强,东部地区和一、二线城市市长任期的变动对经济增长目标及完成情况的影响更明显。

  我国经济目前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期,促进经济增长动力转换、优化经济结构的核心是通过供给侧改革,优化存量资源配置,扩大优质增量供给,实现供需动态平衡。十九大报告指出,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2017年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钢铁、煤炭年度去产能任务圆满完成,产能利用率稳步提高,商品房库存水平持续下降,短板投资加快,新动能继续较快增长。这些因素促使我国经济结构继续优化,全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8%,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消费成为经济增长主动力,最终消费支出对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8.8%,高于资本形成总额26.7个百分点;绿色发展扎实推进,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7%。从学理和实践层面对我国供给侧改革的科学性与推进路径进行系统分析,是当前我国经济学界研究的重点,这促使近些年供给侧改革的关注度持续提高,2017年上升至第三位,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供给侧改革的学理基础、推进路径、重点领域等方面展开。

  1.对供给侧改革的学理基础的深入挖掘。相关研究从经济思想史角度展开,不仅基于西方供给经济学挖掘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渊源,也越来越重视利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分析和阐释供给侧改革的科学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明确了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关于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渊源,方福前(2017)认为,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源头是重视供给的英法古典经济学,而非否认会出现经济危机的萨伊定律;马克思深化了供给理论,认为生产(供给)结构和产品(收入)分配结构取决于生产关系的性质和结构;美国供给学派的可借鉴之处主要是供给改革和供给管理的一些政策主张;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则需要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供给理论。金碚(2017)认为,供给侧是提供效用的实质供给、提供有用产品的实际供给、提供以使用价值为前提而以货币单位计量的交换价值的名义供给,以及以信用货币标示的无使用价值之物的虚拟供给;一旦供给体系尤其是实质供给问题凸显,需求侧政策效率递减,不得不从实质供给与实际有效供给上寻找出路,这就是中国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根本缘由。关于供给侧改革的必要性,丁任重、李标(2017)基于马克思主义视角分析了供给和需求的同一性,结论认为,我国当前经济既存在总需求不足与需求转移外溢并存的供需间不对称,也存在有效供给不足与相对过剩并存的供需内部不对称,因此需要树立正确的宏观调控思路,通过需求与供给两侧同时发力优化经济结构。

  2.供给侧改革的推进路径研究。我国供给侧改革既不同于长期以来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主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也不是西方供给学派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翻版,而是通过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让新的需求催生新的供给,让新的供给创造新的需求,实现供求两侧良性互动、平衡发展。关于如何切实有效实现供给侧改革目标,学术界进行了深入探索。郑新业等(2017)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调控的关系出发,提出要对供给侧改革和宏观调控进行分工与互补,宏观调控侧重稳增长,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负责调结构、提质量、增效益,通过二者的协调互补以确保经济稳中有进、稳中提质。关于供给侧改革中的政府定位,刘志彪(2017)认为,政府要从具体干预企业的现状转向为企业和市场提供高质量的制度供给,以制度创新为核心进行职能改革,调整管理方式和提高调控能力,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王东京(2017)从供给侧改革的操作层面提出,供给侧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去产能,去库存的关键是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去杠杆应在管控投资杠杆的同时重点管控消费杠杆,在降成本方面应考虑让折旧不摊入企业成本,在补短板方面政府在市场失灵领域应发挥主导性作用。

  3.对供给侧改革重点领域的系统研究。着眼于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供给侧改革目标,结合我国经济运行的结构性矛盾,学术界重点考察了不同领域中供给侧改革的重点。关于供给侧改革中的产业政策,闫振坤、袁易明(2017)实证剖析了当前供给侧改革背景下产业政策调整的基本方向,研究指出,从产业政策调整的目的性维度来看,当前的产业政策仍是以“挑选赢家实现赶超”为主体的产业政策,未来应加快向“建构市场机制”转换。关于农业供给侧改革,魏后凯(2017)分析了当前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矛盾,研究发现,农业国际竞争力不强、生产效益不高、农民增收难、农产品质量和安全问题凸显等长期困扰我国农业发展,必须以提高质量和效率为核心目标,围绕降成本、提质量、增效益,采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方式和组合式政策,从根本上有效破解农业结构性矛盾。黄建忠、赵玲(2017)从开放经济视角探究供给侧改革的重点,研究指出,要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实现国际产能合作和输出部分过剩的生产能力,通过对外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和“大通关”改革,不断提高货物贸易便利化水平,提高人民币互换和离岸人民币数量,保持人民币汇率在适度弹性和灵活波动基础上的微弱、渐进式升值,优化财政和金融政策的扶持及其政策组合。

  2013年11月习总书记在湖南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了精准扶贫理念,此后党和政府对精准扶贫工作进行了顶层设计和精细部署。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2017年6月23日习总书记在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座谈会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艰巨的任务是脱贫攻坚,这是一个最大的短板,也是一个标志性指标。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精准脱贫的战略目标引导下,学术界对脱贫、减贫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经济学分析,促使精准扶贫的关注度跃升前十。2017年相关研究主要在精准扶贫的思想与理论、我国贫困问题的现状与特征、精准扶贫的路径与政策等方面取得一系列成果。

  1.对精准扶贫思想的理论阐释与拓展。精准扶贫着眼于我国区域与城乡发展不均衡、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的结构性矛盾,呼应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共同富裕的价值追求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相关研究基于政治经济学、发展经济学、收入分配理论等深入挖掘了精准扶贫的理论渊源,在此基础上进行了科学阐释与理论拓展。范从来等(2017)从经济增长和共享发展的角度探究了精准扶贫的理论内涵,结论认为,共享发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做蛋糕”和“分蛋糕”应统一于现代化过程中的每个阶段,由此一方面要通过益贫式增长消除绝对贫困,另一方面通过优化收入分配为经济增长构建有效的激励机制,兼顾公平与效率。檀学文、李静(2017)认为,精准扶贫思想由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脱贫攻坚等方面组成,致力于克服识别不准、到户困难、机制不顺等问题,包括单一标准统一识别、划分脱贫和兜底机制、树立贫困户脱贫责任主体意识、完善基层脱贫责任制、赋予基层扶贫主体更大权限、打造真正扶贫大数据云平台等主要内容。

  2.对我国贫困问题现状与特征的量化评估。精准扶贫的前提是对我国贫困人口的规模和结构进行科学评估,在理清贫困现状与特征的基础上精准确定贫困人口的区域、城乡、教育、行业与家庭特征。王美昌、高云虹(2017)研究表明,过去一段时期我国贫困人口规模显著减少,但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贫困发生率依然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东部地区的减贫效应十分明显,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差距拉大问题较为突出。总体而言,我国经济增长的脱贫效应较为显著,但增长的亲贫性有待提高,城乡、地区和贫困人口内部的居民收入差距逐渐拉大,并成为反贫困的严重障碍。周玉龙等(2017)研究发现,2002-2012年我国的贫困程度虽然有所起伏,但整体大幅缓解,尤其是2007-2009年的贫困程度降低了50%,到2012年我国农村贫困率为14.8%,城镇贫困率为3.8%,全国仍然有1.02亿贫困人口;农村低保覆盖率的提高显著降低了农村的贫困广度,中西部地区仍然需要依靠经济总体增长来进一步摆脱贫困。蒋南平、郑万军(2017)关注了我国农民工的多维返贫问题,研究发现,返贫是目前农民工发生贫困的重要原因,新一代农民工返贫指数低于老一代农民工,但二者差距在缩小,健康、融入城市等维度对新老农民工多维返贫的贡献不同。

  3.精准扶贫的路径与政策研究。精准扶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相关研究从贫困识别、产业政策、转移支付、社会福利、教育、医疗等多方面考察了切实有效的减贫方案。朱梦冰、李实(2017)指出,脱贫攻坚的关键在于精准识别贫困人口,为逐步实现农村扶贫标准和农村低保标准的“两线合一”,低保户识别标准需从单一收入标准向多维贫困标准转变,形成统一的低保标准。周强、张全红(2017)关注了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研究发现,教育是长期多维贫困的主要贡献因素,其贡献度随着贫困持续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教育水平不同导致教育回报率差异,进而影响贫困家庭的贫困剥夺深度和贫困持续时间差异,并且高中及以上学历的教育回报率呈明显递增趋势。黄林、卫兴华(2017)关注了社会组织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研究指出,社会组织参与扶贫不仅可以克服市场的选择偏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政府配置扶贫资源过于强调宏观手段导致的效率不高问题。黄薇(2017)对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的扶贫效果进行了综合评估,研究发现,城居保政策对低收入城镇家庭具有明显的扶贫效果,尤其是对受到大病风险冲击的困难家庭,但其扶贫效果在不同收入家庭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对中高收入参保家庭的影响更大,扶贫的精准性与预期仍存有差距。

  2017年我国城镇化建设稳步推进,人口城镇化率进一步提高,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增至58.52%,同比增长1.17个百分点;但城镇化率仍远低于发达国家80%的平均水平,表明城镇化建设存在较大潜力,能够继续为新常态条件下的经济增长提供重要动力。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对我国进一步释放内需、提高劳动生产率、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具有重要意义,这决定了城镇化长期以来都是我国经济学的热点研究领域。《2017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当前城镇化工作的重点在于扎实推进新型城镇化,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支持中小城市和特色小城镇发展,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县和特大镇有序设市,发挥城市群辐射带动作用,推进建筑业改革发展和海绵城市建设。这促使新型城镇化、城市化、城市群、工业化、城乡一体化、城市规模等成为经济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2017年城镇化领域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学术界在城市规模与城市布局、人口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城镇化进程中的工业化与产城融合等方面取得较多成果。

  1.关于最优城市规模与城市布局的探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指出,要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统筹中心城区改造和新城新区建设,提高城市空间利用效率。针对城市规模的决定因素、城市扩张的成本与收益、老城区与新城区发展的关系、如何科学规划城市边界和城市布局等一系列问题,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刘修岩、李松林(2017)考察了决定城市规模分布的关键因素,研究发现,较高的效率和舒适度会促使城市规模增加,但相伴而生的高房价和迁移摩擦等集聚负外部性会抑制大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关于城市规模与生产率的关系,张国峰等(2017)考察了企业“群分效应”对大城市生产率优势的影响,研究发现,大城市集聚了大量中等效率企业,而高效率企业与低效率企业会选择小城市,大城市的发展能够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创业环境。关于城市规模对劳动者尤其是流入人口福利的影响,杨曦(2017)研究发现,城镇化提升了实际GDP和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且影响弹性与城市规模正相关,在人口100万~300万的城市中,农村劳动力福利的变动弹性最高,市民化发生在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时,实际GDP和城乡劳动力实际工资下降,城市劳动力的福利降低。针对目前我国广泛存在的城市无序扩张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常晨、陆铭(2017)实证检验了新城建设对城市规模与政府债务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大规模超标低效的新城建设增加了地方政府债务负债率,而高城市密度有利于降低地方政府负债率,离主城区更近的新城能够逐年降低地方政府负债率。

  2.人口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研究。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是自发形成的,只有通过使更多农民转移就业、提高收入,不断扩大城镇消费群体,才会带来城市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和住宅建设等巨大投资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我国目前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导致城镇化对农村发展的带动作用偏弱,因此人口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是目前我国城镇化建设的突出问题,引发较多研究。周文等(2017)分析了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对城市化和居民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严格的土地控制和户籍限制下,只有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村劳动力会迁往城市,无论是允许土地流转还是户籍制度松绑,都将促进城市劳动力产出增加、农村劳动力福利大幅改善和城市化率提高。陈锡文(2017)研究指出,推进城乡统筹发展、消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是一个历史过程,要逐步解决人口城镇化中的突出问题,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缩小脱贫攻坚的地区差距,以新型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双轮推进我国“三农”发展。

  3.城镇化进程中的工业化与产城融合研究。城镇化的本质是工业化带来的经济集聚,城镇化与工业化、城市发展与产业成长紧密相关,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统筹布局城市与产业两大格局、推动产城融合发展,2017年围绕城镇化进程中的工业化与产城融合取得了一系列研究进展。关于我国产城融合的现状,谭清美、夏后学(2017)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考察了新型城镇化与产业集聚互动发挥的积极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产业集聚指数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指数并未实现协调一致,二者互动水平偏低。关于城镇化与产业发展之间的互因机制,丛海彬等(2017)研究发现,产城融合程度越高,资本偏向的补贴支出越能提高产业集聚效率;只有在产城融合水平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偏向产业的土地政策才能提升本地的产业集聚效率;旨在优化区位条件的“先城后产”路径相较于“先产后城”路径更有利于提升城镇居民福利。汪川(2017)从理论与实证两个方面分析了工业化、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研究发现,三者在不同类型国家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在OECD国家,城镇化进入相对饱和阶段,经济增长、工业化都不对其构成显著影响;在发展中国家,三者关系更为紧密,呈现出工业化带动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加速城镇化的特征。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研发投入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不断缩小,可供利用的后发优势越来越少,加强自主创新、构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性不断提高(李煜鑫,2017)。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加强对中小企业创新的支持,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共同促使创新经济成为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热点,2017年学术界既从理论层面深入探究了创新经济的理论基础和内涵,也从实证层面检验了创新对经济和产业发展的影响机制和效应,更多研究则基于微观视角分析了企业创新投入规模与绩效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相关学者评估了我国创新经济的发展现状,提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路径选择。

  1.创新经济的理论基础与内涵研究。创新经济具有许多不同于传统经济的新特点,从理论层面深入理解创新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和规律,是科学构建创新经济体系的基础。洪银兴(2017)提出了创新价值链的概念,基于此对创新过程进行了价值分析,深化了创新经济的理论内涵。作者指出,创新全过程包括上游的知识创新环节、中游的新技术孵化环节和下游的创新价值实现环节,最终进入高新技术产业化阶段,在不同阶段,发挥关键作用的分别是知识资本、风险资本和企业家人力资本,创新全过程的目标是使创新成果价值最大化。关于创新经济的本质和特征,张车伟(2017)认为,只有当熊彼特意义上的个体创新行为上升到产业层面行为时,创新活动才会成为创新经济;创新经济有着不同于传统经济的特征,计划和市场的关系在创新经济中有了新的诠释,标准化和差异化的矛盾在创新经济中也可以找到折中的办法,生产和消费在创新经济中可以是一个统一的过程。

  2.创新影响经济发展的机制与效应研究。创新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已达成共识,但其作用机制和实际效应如何,尤其是关于创新能否有效提升我国产业附加值、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尚需理论探讨和实证检验,2017年经济学界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但结论并不完全一致。李后建、张剑(2017)就企业创新能否成为有效的战略手段以化解产能过剩矛盾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企业创新能够有效地提高企业的产能利用率,不仅以产品差异化为目的的产品创新有助于提高产能利用率,而且以降低产品成本为目的的大部分工艺创新也能有效地提高产能利用率。李政、杨思莹(2017)实证分析了我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和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整体来看我国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并不显著,东部地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经济增长三者之间形成了一种相互促进、相互依赖的良性循环,而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并不能够有效促进产业升级,产业升级对经济增长甚至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

  3.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影响因素的微观实证研究。创新经济领域的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显示,R&D、创新绩效、科技创新、企业创新等是创新经济研究的高频关键词,体现出大量文献探讨了创新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2017年相关文献重点从微观企业视角实证检验了公司治理、企业文化、行政体制、税收负担、融资约束、风险投资、市场结构、全球价值链参与、房价等诸多因素对企业创新投入和创新绩效的影响。比如,针对公司治理结构与企业创新的关系,石晓军、王骜然(2017)研究发现,双股制对企业创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在新兴国家与发达国家有显著差异,在外部制衡机制不完善的新兴国家中采用双股制而且创始人任CEO或董事长反而会减少创新投入。关于文化多样性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潘越等(2017)研究结果显示,在文化越多样的地区,民营高科技企业会获得更多的创新产出;当公司所在城市不同方言之间的差异性越大、人口流入较多、包容性更好及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越高时,文化多样性对创新的影响越显著。资本市场与融资约束是影响企业研发投入的重要因素,陈思等(2017)研究发现,风险资本能够促进被投企业创新。具体表现为,专利申请数量的显著增长,外资背景的风险资本和多家联合投资对被投企业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更强,并且投资期限越长对创新的促进作用越强。

  4.我国创新经济发展的现状评估与路径选择。关于当前我国创新经济的发展现状,仲为国等(2017)研究显示,当前我国企业创新动向指数呈上升态势,企业已持续进入创新活跃期,主要表现在企业家创新投入意愿不断增强,企业创新在提高产出质量等方面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成效等;同时我国企业创新仍存在诸多问题,其中包括:企业创新动向指数的增幅较小,外部环境亟须进一步改善,企业创新战略水平仍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创新投入带来的创新效果仍有待提高,等等。徐晓萍等(2017)探究了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创新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民营企业会更加激进地开展创新活动,国有企业则相对保守;国有企业的创新弱势在低竞争下主要源自经理人观念,而在高竞争下源自政治观。关于构建创新型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的路径,沈坤荣、曹扬(2017)研究指出,以创新驱动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一方面要推动科技创新,另一方面要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制度创新,以制度创新消除制度性障碍,改善资源配置效率,以制度创新推动科技创新。

  长期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导致我国积累了大量高能耗、高污染、低质量、低效益的落后产能和僵尸企业,高附加值的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不足,大量关键装备、核心技术、高端产品依赖进口,促使产业转型升级成为当前我国宏观调控的重点。化解过剩的落后产能、推动新兴产业发展是我国优化产业结构、实现经济增长动能转换的关键,我国需要积极利用供给侧改革推动产业价值增值从低技术水平、低附加值向高新技术、高附加值演化,提升价值增值过程中的数量和质量(宁光杰、董中青,2017)。这决定了产业转型升级成为我国经济学界的热点研究领域,2017年该领域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产业结构、产业升级、转型升级、产能过剩、全球价值链、产业政策等高频关键词展开,集中分析了我国产能过剩的现状与对策,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机制,产业政策与政府职能定位等问题。

  1.产能利用率测算与产能过剩治理研究。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面是淘汰、化解落后产能,这是为新产能腾笼换鸟的前提,因此相关文献针对我国产能过剩现状、原因与治理路径进行了系统研究。关于我国产能过剩的现状,樊茂清(2017)研究了我国33个产业部门中各类要素价格、投资以及技术进步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多数产业部门的能源和劳动价格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为正,技术进步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不确定,资本使用成本较低的部门产能利用率也较低、产能过剩现象更为明显。针对我国产能过剩的原因,周密、刘秉镰(2017)研究认为,我国产能过剩是商品和住房二元市场叠加的饱和需求式过剩,普通商品市场的饱和需求陷阱和住房市场的投资偏好陷阱是关键制约点,这使得需求刺激政策在饱和需求式过剩中失灵。关于我国产能过剩的治理,白雪洁、闫文凯(2017)基于光伏产业案例分析指出,为了化解产能过剩,需要重塑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企业间关系,合理选择原始创新与集成创新的创新模式,以贸易多元化策略缓释来自欧美市场的贸易争端压力,以并购重组挤压落后产能等多种策略组合。

  2.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升级机制研究。随着全球分工不断深化,全球价值链成为世界经济一体化条件下产业价值的组织形态,也是全球化背景下分析产业升级的主要视角,较多文献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分析了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的理论机制与实现路径。关于全球价值链参与是否能够促进我国产业转型升级,苏杭等(2017)实证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有利于发挥“干中学”效应,推动我国制造业的产业升级。吕越等(2017)关注了全球价值链中的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电信业的服务投入对高价值链嵌入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影响最大,金融业次之,不同类型企业制造业服务化的生产率效应存在较大的异质性。关于全球价值链体系下我国产业升级的路径,魏龙、王磊(2017)研究指出,转型升级方向的选择对产业发展前景以及国际竞争力构成重要影响,在规划制造业升级方向时,不应盲目照搬或推广某一产业的升级经验,应结合产业特征,在识别价值链内主导环节的基础上,将其作为产业升级的风向标。

  3.关于产业政策与政府职能的学术讨论。近年来,林毅夫提出了不同于第一代结构主义和第二代华盛顿共识的第三代发展经济理论——新结构经济学,引发了关于产业政策与政府职能的广泛讨论,以林毅夫、文一等为代表的主张“有为政府”的学者和以田国强、张维迎等为代表主张“有限政府”的学者进行了持久论争,吸引了学术界和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林毅夫(2017)进一步阐释和梳理了新结构经济学及其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经验检验、研究方向与创新之处,研究指出,新结构经济学提供了一种新的发展思路,目的在于指导发展中国家充分利用现有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发挥政府因势利导作用,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协助私营企业遵循本国的比较优势发展,利用后发优势并将其转变为竞争优势。针对产业政策之争,贺俊(2017)认为,中国的产业政策研究亟须超越“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形而上讨论,应针对中国产业发展和产业政策实践中出现的重大问题,开展更具建设性和特定性的研究,提出“设计得当”的产业政策。佟家栋、刘程(2017)提出了与对外贸易政策相连接的产业政策,认为应弱化特定部门的产业政策而突出激励技术创新,主要政策工具应由提供货币性的补贴转向提供高质量的科技服务。

  我国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促进自由贸易区建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2017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27.79万亿元,增长14.2%,出口和进口分别增长10.8%、18.7%,扭转了连续两年负增长的局面,增速好于世界主要经济体;同时贸易结构不断优化,国际市场更加多元,对“金砖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实现快速增长,并且出口商品结构进一步升级。在国际投资方面,我国长期快速的经济增长积累了较为雄厚的物质资本,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和“走出去”的愿望不断增强,对外直接投资增长迅速,2016年我国成为资本净输出国。但由于我国企业在国际投资中的管理经验不足、风险意识偏弱,存在较多盲目投资,在国家宏观调控引导下,2017年对外投资规模下降32%,非理性投资得到有效遏制。此外,国际经济环境方面,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复苏艰难、全球化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均,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势力抬头,世界经济格局不确定因素增加,西方发达国家为转移国内矛盾纷纷采取与自由贸易背道而驰的逆全球化政策,英国脱欧、欧洲多国右翼政党执政、特朗普上台相继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经济震动,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蒙受贸易保护主义阴霾。我国面临的国际经济局势与自身国际经贸投资状况的新变化吸引了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促使国际贸易与投资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2017年较新的研究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1.促进我国外贸转型升级与建设贸易强国研究。我国连续9年保持了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地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经贸大国。但随着要素结构转变,我国传统出口产品的比较优势不断下降,贸易结构有待优化升级,出口产品和服务的附加值及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有待提高。关于如何促进我国外贸转型升级、推动我国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学术界进行了一系列深入研究。关于进口贸易自由化是否能够推动出口升级,盛斌、毛其淋(2017)研究发现,进口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提高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中间品关税减让对企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大于最终品,研发创新是进口贸易自由化提升制造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渠道。针对金融市场与我国贸易转型升级的关系,刘晴等(2017)研究发现,由于受融资约束而未能选择一般贸易的企业在加工贸易企业中效率最高,融资约束会通过减少这部分企业的实际销售额和利润来降低行业加权平均劳动生产率。关于如何推进贸易强国研究,裴长洪、刘洪愧(2017)研究指出,需要构建贸易强国共性指标并进行实证分析,筛选出有客观依据的贸易强国,然后构建贸易强国特性指标和分类方法,并划分出多种贸易强国类型,在此基础上客观分析我国与世界各贸易强国的差距,提出我国迈向贸易强国的目标和路径。

  2.我国对外投资特征与优化机制研究。综合国力和企业竞争力的稳步提升促使我国成为对外投资大国,OFDI超过FDI是我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转变的直观特征,关于我国对外投资特征与发展战略的研究随之成为研究热点。谢孟军等(2017)以孔子学院作为我国文化输出的代理变量,使用马氏距离匹配法和倍差法实证考察了文化输出能否推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发现,我国的文化输出显著推动了对外直接投资,并且这种推动作用表现出明显的国家类别差异、洲际差异、时滞性及广度边际性等特征。张幼文(2017)将引进外资与对外投资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提出要促进双向投资布局中的战略协同,包括对外宏观平衡中的战略协同、投资战略与贸易战略的协同、国家战略与地方战略的协同、产业发展战略的内外协同,以此实现资本流入流出的总量平衡。在优化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布局方面,王晓红(2017)认为,要利用产能合作和装备制造合作推动制造业投资,构建全球生产网络体系,推动生产性服务业投资,加快形成全球研发创新体系和供应链体系,加强研究有关国家土地和农业投资制度,重点加强与农业资源丰富的国家开展投资合作。

  3.国际经济形势变化与逆全球化趋势研究。姚枝仲(2017)认为,当今国际经济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是全球化失灵,西方发达国家本应更多地求助于国内经济政策,但逆全球化方向的对外经济政策调整反而被认为是对受损群体更加负责的方式。这一最新的国际经济形势变化吸引了经济学界的极大关注。佟家栋、刘程(2017)基于历史比较视角分析了逆全球化的起源与走向,研究指出,本次逆全球化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经济停滞的副产物,同时也反映了各国内部未能分享全球化福祉的群体对现实的不满和反击。谢丹阳、程坤(2017)认为,全球化进程不会因目前所受到的阻碍而停滞不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是使全球化得以可持续发展的大胆设想,需要从平台建设、开放发展、超前转型三个方面来推动包容性增长,克服逆全球化思潮带来的困难。包群(2017)研究指出,在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应告别粗放型出口扩张模式,积极促进国内市场一体化来培育国内需求,将对外开放牢固构筑在国内市场力量基础上,加强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联动与衔接。李向阳(2017)认为,美国对经济全球化的立场发生逆转为中国引领全球化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提高了中国引领全球化的成本,作为和平崛起的必经之路,中国引领全球化既不能填补美国留下的空缺,也不能复制美国充当霸主的模式(佟家栋等,2017)。

  政治经济学是研究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经济关系和经济规律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在我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发挥着指导性作用。新世纪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发文量总体呈下降趋势,2003-2005年发文量快速减少,2006年开始基本趋于平稳,2008年发文量最少,2008年起略有回升(罗润东等,2015)。2015年1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和方法论进行了集体学习,习总书记提出要“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2016年7月8日,习总书记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座谈会时强调,需要“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推进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经济学科建设”。这重新激发了经济学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热情,促使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发文量显著提高。同时,经济新常态理论、五大发展理念、“一带一路”、精准扶贫等经济发展新思想也不断引发经济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重新思考我国改革发展的重大现实问题,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学科定位、价值与发展方向。自习总书记2015年底提出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之后,我国经济学界便热烈讨论了什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如何处理与其他经济学说的关系,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内涵和性质,张宇(2017)认为,其应涵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等主要环节以及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经济运行、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等主要方面。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课题组(2017)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中探索出许多具有本国特色的发展路径,已经超越西方经济学已有理论和研究范式的涵盖范围和解释能力,要结合中国实际,科学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益价值,同时摒弃西方经济学的庸俗成分。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注重逻辑和思辨,对数学的运用相对较少,科学处理好政治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是创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议题。乔晓楠、何自力(2017)研究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不排斥数学方法,但对其进行数学化建模的过程中,必须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构建一种包含工人与资本家两种行为主体,区分生产资料与消费资料两大部类,并且纳入劳资分配与迂回生产特点的动态模型可能是一种可行的建模思路。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及其对经济实践的指导。2017年我国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经济周期理论、区域发展理论、市场理论、收入分配理论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分析了相关理论创新对我国经济实践的指导意义,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关于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白暴力、方凤玲(2017)认为,五大发展理念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进一步具体、深化和拓展,为完成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指明了方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最新理论成果。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理论,刘伟(2017)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机制如何结合,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性难题,西方经济理论、中东欧经济转轨国家等关于二者结合的实践及理论探索均未能解决这一难题,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实践坚持了二者的有机统一,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孟捷(2017)关注了马克思主义内生增长理论,基于复杂劳动还原研究发现,生产率的结构性差异越大,促进增长的价值效应越显著,劳动生产率和社会净产出价值量成正比,为从劳动价值论角度解释国民收入增长奠定了基础。关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周期理论,张连城等(2017)认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以需求膨胀为特征的经济周期源于公有制条件下企业软预算约束特征,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存在的以生产过剩为特征的经济周期源于市场经济制度自身的性质和企业所具有的硬预算约束特征。

  3.《资本论》对经济研究与实践的价值再发现。2017年是《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之际,这促使较多学者重新发掘了《资本论》的学术研究价值与实践指导意义。顾海良(2017)关注了《资本论》引证方法在经济思想史研究中的意义,认为马克思以《资本论》“引证方法”展开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探索和经济思想史学术研究,从多方面拓展了马克思经济思想的当代视界。关于《资本论》的时代价值,逄锦聚(2017)认为,《资本论》能够为当前我国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根本方法论的指导,并在主要范畴和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方面提供重要借鉴。卫兴华(2017)从生产力理论角度指出,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力三要素是资本、劳动、土地,而《资本论》的生产力理论包括劳动者、劳动对象和生产资料,不仅考察了资本和资本主义制度,同时着眼于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因而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生产力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总体快速发展的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矛盾越来越突出,随着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推进,我国区域发展战略逐渐从“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效率优先转向了区域协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区域协调发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创新性举措,推动区域发展由不平衡向平衡、由不协调向协调转变。2014年2月26日,习总书记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指出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加快走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道路。2017年4月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这是我国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也是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调发展的历史性工程。2016年9月,《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正式印发,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新格局,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引领的新一轮区域开发战略。此外,近些年我国还相继推出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资源型地区经济转型规划、海洋经济发展规划等一系列区域发展规划,共同促使区域经济研究升温,京津冀、长江经济带、区域差异、区域经济、协同发展、雄安新区等成为我国经济学研究的高频关键词。

  1.我国区域发展现状与影响因素研究。我国不同地区在经济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过程中起点不一、政策有别,不同地区的发展呈现出显著的结构异质性,因此对我国区域发展现状与影响因素进行科学、客观评估是提出切实有效的区域均衡发展政策的前提。着眼于我国省域经济发展现状,楠玉、刘霞辉(2017)考察了我国区域增长动力的差异,研究发现,东部区域增长表现较好的省份产业转型较为成功,中西部地区增长分化较为严重,东北三省及山西、河北因长期积累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问题,旧有产业面临产能过剩和改革瓶颈,经济出现断崖式下跌。针对我国七大城市群发展现状,杨明海等(2017)分析了不同城市群创新能力的区域差距与其时空动态演进,研究发现,七大城市群创新能力空间差距呈缩小趋势,但依然差距显著,创新能力分布呈不同的极化现象与趋势。付强(2017)探究了市场分割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当产品差异化厂商具有线性需求函数和线性成本函数时,市场分割也能基于较高的产业同构程度而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因而降低区域间产业同构是消除分割、实现市场一体化的有效途径。

  2.我国新时代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根据我国区域发展实际审时度势,提出了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吸引了我国经济学者对相关新时代区域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研究。关于雄安新区的必要性与意义,孙久文(2017)认为,这主要体现在我国迫切需要探索新的、适合广大地区复制的改革开放的经验,迫切需要探索人口密集区域城市化的新途径,迫切需要探索发展高端高新技术产业的区域与城市模式,迫切需要建设一座生态环境优美的智慧城市、为我国众多的人口密集地区树立典范。关于如何借力雄安新区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刘秉镰(2017)指出,要坚持政府治理协同开放、基础设施协同开放、产业协同开放与市场协同开放。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陆玉麒、董平(2017)认为,应立足流域经济本质,以三级流域为基本单元,通过社会经济类要素与资源环境类要素的综合集成分析和空间匹配耦合分析,提炼长江经济带的空间开发类型与特色,同时以“一带一路”建设为背景明确长江经济带在全国发展的宏观战略地位。

  3.我国区域发展差距与协同发展研究。缩小区域发展差距的关键在于先发地区与后发地区形成优势互补、带动后发地区协同发展,覃成林、杨霞(2017)实证检验了我国先富地区是否带动了其他地区共同富裕,研究发现,先富地区通过经济增长的空间外溢带动了部分邻近的其他地区共同富裕,但这种带动作用具有明显的局域性和差异性。刘华军、杜广杰(2017)基于城市夜间灯光数据考察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时空格局及分布动态演变,研究发现,我国总体地区差距呈下降趋势,但经济发达的城市并未发挥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东南部沿海地区对总体区域差距的贡献较大。近些年来东北地区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是我国区域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张可云(2017)认为,东北地区既不是落后区域也不是发达区域,同其他区域相比较,老工业基地存在明显的强弱互现特点,因而比较优势理论并不适合用来分析这类区域,适用的是绝对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

  本文采用共词分析、聚类分析和可视化分析相结合的文献计量方法,对2017年CSSCI来源期刊的经济学文献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分类排序,探究了该年度我国经济学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和主要研究进展。结果显示,总体文献数据与高影响因子期刊中的研究热点基本一致,关注度较高的是“一带一路”建设、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供给侧改革、精准扶贫、城镇化、创新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国际贸易与投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区域经济发展、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绿色经济与环境规制、收入分配、公司治理、互联网经济与电子商务、财税问题、农村土地流转与三农问题、人口老龄化与社会保障等。

  随着社会主要矛盾和经济运行特征的转变,2017年我国经济学研究呈现出诸多新趋势和新特点:“一带一路”建设超过经济增长成为关注度最高的热点研究领域;精准扶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区域经济发展跃升为关注度前十的研究热点;供给侧改革、农村土地流转与三农领域的发文量显著提高;货币政策、金融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关注度有所下降。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城镇化、创新经济、产业转型升级、国际贸易与投资等保持了较高的研究热度。此外,新常态、供给侧改革、“一带一路”等是诸多研究热点的高频关键词,说明我国经济学研究紧密围绕着经济运行的新特征和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展开。

  罗润东、李超,山东大学劳动经济与人力资源研究中心,邮政编码:264209,电子邮箱:。

http://magdakalas.com/quyujulei/60.html
点击次数:??更新时间2019-05-17??【打印此页】??【关闭
  • Copyright © 2002-2017 DEDECMS. 织梦科技 版权所有  
  • 点击这里给我发消息
在线交流 
客服咨询
【我们的专业】
【效果的保证】
【百度百科】
【因为有我】
【所以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