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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文化软实力提升路径

  作者: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首都文化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黄仲山

  长期以来,京津冀区域分割是三地文化软实力建设的主要障碍,而当下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战略成为文化软实力突破瓶颈的绝佳契机。在推进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应考虑将文化软实力作为重要指标,并以此为视角探索协同发展的合理路径,提升相关政策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充分释放文化协同发展的正向效应,以实现三地文化软实力的共同提升,在区域竞争乃至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

  京津冀文化软实力建设应着眼区域层级,考察分析京津冀各自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与区域整体水平的关系。从地理上看,城市的文化传统与文化发展脉络,必然受区域大环境的影响。从京津冀范围来看,北京和天津在历史上,尤其是近代以来被赋予了特殊的城市功能,文化的发展方向和内涵特征在许多方面超出了区域的限制,但区域文化的特殊印记和共性特征却无法改变和超越。以国内三大城市群来分析,京津冀区域文化的内在结构并不比长三角和珠三角更为复杂,相比而言,京津冀历史文化相互联结的脉络反而更为清晰。虽然三地分别以京味文化、津门文化和燕赵文化来阐释各自的文化内涵,但其中所体现的风貌气质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形成三地文化沟通和协同的历史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区域文化的整合难度系数小,京津冀区域协同牵涉到很多因素,其中行政壁垒形成的区域分割对文化软实力发展的阻碍是最为突出的。

  区域分割造成的最根本障碍来自思维方式,条块分割状态伴随的是零和思维。实际上就京津冀而言,这种区域分割现象虽然自古皆有,但直到近代以来才逐渐强化。主要原因是发展水平的差距拉大,撕裂了区域内各单位的天然联系。整体来看,京津两地与河北发展水平差距要大于长三角的上海与周边江浙地区差距,也大于珠三角广深两地与周边其他地区差距。这种差距进一步强化了区域分割的功利思维。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部分障碍都与之相关,文化的协同也不例外。文化事业与产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圈地思维”,降低了文化的品格和格局。京津冀协同发展思维方式上的突破,首先应从文化领域发其端,领其风气,形成协同共赢的思想氛围。

  在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实践层面,区域分割首先造成文化遗产资源梳理的局限。在梳理自身文化传统时,自觉或不自觉地限定于自身地理疆域,造成历史形成的自然脉络被人为切割,历史文化的根系被人为隔断。比如很多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京津冀三地传布很广,但各地申报非遗名录或整理资料时,出于利益考虑,往往突出本地的传承历史,略去甚至删去地区之外的印迹。其次,区域分割导致各地文化产业发展的视野狭窄,纵深受限,使文化发展所需的资源配置体系产生结构性矛盾。如果缺少足够的纵深来疏解和消化产业发展带来的人员和资源需求,那么许多业态的发展将难以为继。再次,区域分割使文化丧失包容精神,削弱人们的情感认同,使区域很难形成整体文化凝聚力。一个城市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关键在于是否具有主动吸收、聚合周边地区文化,进而融合、更新、创造新文化的能力。

  文化软实力是衡量文化协同发展成效的重要指标。只有各地的文化软实力在协同发展中得到有效提升,才能体现协同的正向效应,促进区域文化由浅层一体化向深层一体化演进。作为文化协同发展的成果,文化一体化格局的形成与深化也是文化软实力的具体体现。

  在长期的文化建设实践中,搞清区域文化协同与各地自身文化软实力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容易。这需要一系列实践成果的验证,形成令人信服的因果链条,即文化协同发展正向的效应大于可能产生的负面风险,至少能填补前期各项沟通和资源投入所付出的成本。但事实是这种正向效应多数体现为长期效应,而不是立竿见影的短期收益,因此常常无法在市场可容忍的周期内形成正反馈效应。这也是区域文化协同发展在推进过程中的难点所在。比如在京津冀三地重新整合文化产业的生态体系,必然会使产业资源向实力较弱的地区倾斜,以填补短板,等到一个更为健康、抗风险能力更强、体量更大的生态体系建构起来,三地的文化产业发展都会打开局面并从中收益。尽管这种长期效应是显而易见的,但过去这种长期效应很难转化为协同发展的有效动力,很大的原因就在于长期的潜在效应很难战胜短期的实际诱惑。这就需要政府牵头制定长期规划,不计较一时一地的利益得失,从战略层面深入考虑并积极推进区域文化协同,才能绕开市场短期循环的迷局,使地区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长期布局中获益。

  放在一个谋划长远的战略层面来分析,区域文化协同对于文化软实力建设发展的正向效应尤其明显,大致可体现为凝聚效应、示范效应、耦合效应与互补效应。凝聚效应主要是共同的价值体系所产生的向心倾向,文化协同最重要的实践是统一建构具有区域特色的文化价值体系。无论是一个城市还是一个区域,文化价值体系都是作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存在的根本。它包含了道德理念、人文素养、审美趣味、文化情怀等内容,从观念和情感上形成文化的感染力与感召力,在文化共同体内形成社会发展所需的各种正向元素。正是这些正向的价值元素和精神力量一点点地累积,推动区域文化的健康发展,为文化软实力建设提供源源不绝的精神动力。示范效应就是先进带动后进,强势引领弱势,使系统内的发展水平更为均衡。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其示范引领作用首先应在区域内得到体现,一些有效的发展模式、先进的发展理念、科学的发展布局,都是区域内其他城市效仿的标杆。在京津冀文化协同的氛围下,各方在主观意愿和客观条件两方面都得到强化和改善,京津对河北发展的帮扶力度将更大,河北向先进看齐的目标将更明确,示范效应得到明显强化。耦合效应就是区域内各方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协同形成增力,拉动区域整体更快发展。源远流长的燕赵文化不仅是河北文化的底色,也是京津文化的源流之一;同样,京津文化也对河北文化产生影响,在文化传统中形成先天的沟通基础。如果京津冀加强联合,将会释放巨大的能量,使三地文化软实力更上一个台阶。互补效应就是通过科学规划,协同步调,根据各自文化发展的优势和劣势,避免重复投资和低水平建设,通过互补与整合,实现各文化体健康强劲的发展。京津冀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形成互补且相互支撑的文化生态,决定了区域一体化的道路能够走多远。

  有学者认为,“区域文化凝结区域发展的历史,也开拓着区域发展的未来”。文化发展自有其独特的规律。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恒久目标来看,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不应是权宜之计,而是一项百年工程、千年大计。在这个意义上,京津冀要回归一个文化概念,真正从文化角度设计文化协同发展的体制和路径,而不能仅仅将其看成政治、经济等方面协同发展战略的附属品。如果说硬实力是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的指标,那么软实力则是文化发展水平的指标。文化协同的具体措施和预期成果应在文化的框架内综合考虑,不仅以此为依据设定目标,而且用来检验发展成果。

  考察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的成效,一项重要指标是文化软实力是否得到有效提升。从区域和各地文化软实力建设的关系角度考虑,本地文化软实力的提升能否与整个区域的提升统一起来,是检验区域文化协同各项措施是否到位、是否具有可持续性的关键性标准。首先,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最终目标是全域提升,让京津冀三地都能分享到协同发展的红利,这样才能体现共赢的效果,具有可持续性,产生出源源不绝的内生动力,如果只是部分地区得以提升,必然会损伤其他地方的积极性,文化协同发展也就很难继续推进。其次,全域提升是较为理想的结果,苛求从起始阶段就达到全域提升并不实际。文化软实力全域提升的效果评估应是阶段性的,在最初阶段可采取的策略是先实现重点提升,进而带动整个区域的全面提升。此外,全域提升并不代表均等化。由于资源禀赋、发展定位、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差异,客观来看,三地文化软实力建设并不在同一起点上,要做到均等化发展,既不符合文化事实,也违背京津冀各自的文化定位。协同发展的核心是要统一棋局,在统一规划下走特色发展之路,实现功能互补。有学者针对长三角文化一体化发展的战略布局,提出“和而不同,错位发展”的战略,京津冀文化协同发展在推进过程中也应遵循这种思路。再次,这种提升须是有质量的提升。不一味地追求文化软实力各项数据的增长,而看是否真正丰富了三地人民的文化生活,是否提升了区域的整体文化形象。文化软实力直接关系到一个城市和地区的美誉度,通过协同发展,可重塑京津冀区域文化形象,推进具有京津冀都市圈气派、京津冀都市圈风格、京津冀都市圈特色的文化软实力建设。通过软实力的稳步提升,增进对内的文化认同感和对外的文化吸引力,使文化软实力的发展体现为文化创新的无限活力,呈现为文化风貌的无上魅力,展现为文化发展的无穷动力。

  在区域协同发展的路径探索上,文化软实力不仅是重要指标,也提供一种新的视角和思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应放眼全国乃至全球,而不是以邻为壑。区域文化协同的核心理念就是打破地区本位意识,跳出自我发展循环的圈子,从大区域竞争的视野、从国际文化话语权竞争的角度出发,就会突破偏狭的思维局限,达到发展的新境界。正如《中国文化产业的区域发展战略》中所言,“中国对外文化开放的‘升级版’,必然以强大的区域文化软实力作为后盾”。京津冀区域文化软实力的发展,要服从国家对外交往的大局。设定、评估区域文化协同发展的目标和意义,要结合对内文化蕴含式发展和对外文化传播交流这两个方面,尤其是考虑与国家对外文化战略的兼容性,增加区域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能见度,让文化软实力真正体现为面向国际的强大文化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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